发布时间:2024-07-09
当普通人 做老实事一位将军,戎马一生,却因患病担心影响工作,坚决要求解甲归田,带领乡亲修水库、建电站、兴农业,造福十里八乡。一位教师,毅然跟随将军丈夫扎根贫苦山区,投身教育事业,生活俭朴却格外热心助人,年届九旬仍不忘弘扬正气。甘祖昌和龚全珍夫妇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的初心和使命。
生活中,甘祖昌告诫子女最多的一句话是:“要挑老红军的担子,不能摆老红军的架子。”在这样的教导下,甘祖昌、龚全珍的后代都在平凡岗位上老老实实做人,勤勤恳恳做事,传承着良好家风。
这是电影《这样一位将军》中的场景:1955年,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向组织申请回乡务农,龚全珍听了后很生气,责怪丈夫为什么不和她商量,甘将军向她发了一通火。
在谈及电影这一细节时,龚全珍笑着说:“电影需要矛盾冲突。我非常尊重他,他农民出身,入党这么久,又是老同志,靠得住。”
甘祖昌和龚全珍都是员,拥有共同的理想。无论在哪里,无论环境如何变迁,无论是什么角色,他们都坚定信仰:做一名纯粹的、无私的人。
当时,组织上不批准甘祖昌回乡,龚全珍就陪着丈夫,一直递交了3年的报告。1957年,组织终于同意了。龚全珍任教的子弟学校八一中学的领导问她:“甘部长回老家当农民,你去当什么?”龚全珍说:“他当农民我也当农民,不会当学着当。”
从新疆到家乡江西省莲花县沿背村,甘祖昌从将军到农民k1体育,回到了另一个战场;龚全珍从部队学校到农村学校,继续战斗在教育战线。
战场不同,辛苦紧张却一样——从1958年开始,甘祖昌便开始带领大家虎形岭上伏虎,冬水田里降龙,把虎形岭变花果山,改造冬水田,受到乡亲们的爱戴。“祖昌一到家乡,每天背个镢头出门劳动。种什么水稻,产多少斤,他有个小组专门研究。”龚全珍则一直保持在部队教书的习惯,周一到周六住在学校,在小学当校长时,离家更近,就十几分钟路程,但她仍然吃住在学校。所以家里大小的事,几乎由甘祖昌包了,女儿衣服、鞋子破了,他都会及时补上。三女儿甘公荣回忆说:“小洞爸爸补,大洞就等妈妈星期六回来补。”
战场不同,精神品质却一样——甘祖昌有工资,他出工不但不要工分,而且把工资拿出来买化肥,奖给改造冬水田的生产队,还捐钱建桥、建水库和电站。而在学校,每次调工资,龚全珍首先声明她不调:“我都不好意思,县长工资才50块钱,我有80块。太多了。”除了必要的家用外,大部分工资都接济了贫困学生。龚全珍曾经的同事刘永林回忆说:“我刚来,没有转正,她就把粮票、饼干票给我。小学校舍不够,她带领师生们建教室,木工和泥工的工钱都是她贴的。”
战场不同,累累战果却一样——甘祖昌带领乡亲一道修建了3座水库、25公里长的渠道、4座水电站、3条公路、12座桥梁,每项工程他都捐钱,有统计的达8.578万元。龚全珍捐资建了8个教室,捐助学生上百人,捐赠图书近万册,用实际行动传承甘祖昌艰苦奋斗、建设美好家乡的信念。
在父母言传身教中成长,不摆架子挑担子的思想早早在儿女们心底扎了根。二女儿甘仁荣始终记得父亲的话:“如果你对前途有了正确的认识,当你在生产或工作中取得了一点微小的成就的时候,你就会感到在农村参加生产或工作,同样能对党的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,你就会自觉地感到农村的前途是远大的k1体育,农村是有出息的。”
甘祖昌的嫡孙甘军,19岁参军,先后获得多次“优秀士兵”荣誉称号。1999年,他在训练中撞伤右眼,致使右眼视网膜脱落,右眼视力仅为0.05,定为三等乙级伤残。当时甘军正在参加提干培训,他主动找部队领导要求退出培训,说:“我的右眼已经严重受伤,即使提干了,也会影响以后的工作。”
回到地方后,甘军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高坑工商所工作,并巡查最偏远的王家源片区,在基层一干就是十几年。在单位,甘军向同事隐瞒了将军孙子的身世,从不借此“沾光”;隐瞒了残疾军人的身份,从不向组织提要求。直至2010年,市民政部门因要建甘祖昌雕塑到工商局找甘军,单位领导才得知他是将军后代。
当被问起为何要隐瞒这两个“秘密”,甘军没有回答,只是说起了儿时的家事。甘军由龚全珍一手带大,奶奶对他要求非常严格,常教育他:“我们不要因为是将军的后代而炫耀自己的家世。我们的身份没什么特殊,但更有一份特殊的责任,把将军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。”奶奶的话,甘军始终记在心里。
“国家每月是给了我300多块,这个钱,我用在发展生产、改变农村面貌上,比用在吃穿上有价值得多”
在家中,甘祖昌是“财政部长”,就连龚全珍的工资都是交给丈夫统一分配。孩子们有时不解,问母亲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工资都交给父亲,平时买点东西还要伸手向父亲要。龚全珍总说:“你们父亲在部队搞了几十年的后勤工作,他会把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,我也省心。”
当时,甘祖昌每月工资330元,生活却十分节俭,把大部分工资用来支援农村建设。在群众眼里,他始终是“一身补丁打赤脚,一根烟杆没有嘴。白罗布汗巾腰间缠,手拿砍刀肩扛锄”的农民形象。
“父亲回乡以来,就给自己约法三章,衣食住行都要和普通村民一样,不图安逸、不讲排场,时时、事事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。饭是糙米饭拌薯丝,菜是豆腐、辣椒、白菜等素菜。”甘仁荣记得:“从小父亲要求我们碗里不能剩一粒米饭,掉在桌上的饭粒要捡起来吃掉,绝不允许浪费一粒粮食。”
小时候,家里的生活用品都是甘祖昌去买,孩子们穿的衣服布料,都是买一毛七分钱一尺的白龙头细布,再买染料染成蓝的、灰的、黑的,男女老少都穿一样。“父亲说这样省布。父亲的衣物都要穿10年以上,破了就补,直到不能补了,就给二婶用来铺鞋底。”甘仁荣回忆道。
一些老战友曾对甘祖昌说:“老甘,你这身打扮,是丢我们老干部的脸!国家没给你钱吗?一个月300多元,就不能做几套适合穿的衣服吗?”
甘祖昌回答说:“我早就当了农民,不是什么老干部。国家每月是给了我300多块,这个钱,我用在发展生产、改变农村面貌上,比用在吃穿上有价值得多!”
如今,九十多岁高龄的龚全珍生活依旧俭朴。一次,她的学生来家里看望老师,见到老人家的衣服太旧了,就说:“我给您买一套新衣服吧。”龚全珍马上制止,说这些衣服还能穿,叮嘱学生千万别买。
从新疆回来后,龚全珍的一块手表一戴就是几十年。年头长了,手表总是坏,坏了就修好后接着戴,坏了再接着修,就这样坏了修修了戴,一直坚持到实在没法再修了,她只好让孙媳妇帮忙在网上淘一块便宜的,还特意交代几十块钱的就行。
甘公荣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。龚全珍志愿者协会会长李丽辉说,甘公荣平常穿着打扮非常朴素,衣服洗得发白了依然穿在身上,平常买菜,也都是买一些不新鲜但便宜点的。甘公荣认为,只要洗干净,做熟了一样吃。有一次,李丽辉和甘公荣去走访慰问困难群众,她发现甘公荣背着一个包,估计已经10多年了,好多地方皮都掉了。甘公荣却说,这没关系,只要里边的东西掉不出来就可以继续用。
“甘姐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千多块钱,但每次走访看到谁家经济特别困难,总是以母亲龚全珍或个人名义五百、一千地捐款。”李丽辉在日记中写道,自己深深被龚全珍全家这种朴素无华的精神所感动。
甘祖昌和龚全珍不仅严于律己,从来不向组织上提要求、谋私利,也教子从严k1体育,几个孩子谁也没沾过“将军后代”的光。“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,不能留下安乐窝。”这是甘祖昌常对子女讲的话。
新疆解放以后,大儿子甘锦荣去新疆找甘祖昌,以为父亲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好工作,没想到甘祖昌却说他没有文化,干不了什么技术活,就安排他在新疆打铁。甘锦荣身体不好,打了几天的铁就病倒了,医生检查后确认他不宜打铁。甘祖昌便对儿子说:“我本来想把你培养成钢铁战士,谁知你没这个福分。好吧,我介绍你到农六师去学开拖拉机。”
1973年冬,在吉安地区卫生学校学习的长女甘平荣刚好18岁,听说吉安地区征召女兵,一心想去参军,便给父亲写了一封信,希望他给人武部打个招呼。接到这封信,甘祖昌嘱咐龚全珍:“给平荣写封信,说我的意见是符合条件就去,不符合条件就安心学习。”
不巧的是,有一天龚全珍在地里劳动时摔断了手,甘祖昌便陪她到吉安看病。吉安军分区的领导同志得知这个消息便来到医院看望,顺便就甘平荣参军的事征求甘祖昌意见。甘祖昌说:“一切按原则办事,如果她身体合格,你们就接收她,否则就不要接收!不要因为我的缘故破坏规矩,我知道她的右眼近视,希望体检时严格把关!”
得知这个消息,甘平荣伤心地哭了。但她没有灰心,积极锻炼身体,最终因为品学兼优而光荣入伍。参军以后,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训练,取得了好成绩,为父亲母亲争了气。
1976年,龚全珍从教育工作岗位退休,按照当时规定,干部离退休,可以由一名子女顶替,因此,小女儿甘吉荣打算去学校“顶班”,却遭到甘祖昌的坚决反对。他说:“子承父业,这是封建社会的旧规矩,也是官僚集团腐败无能的根本原因。子女长大了,应该自谋出路,不应该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吃老本!”
当年明月在,曾照彩云归。莲花的山山水水见证了甘祖昌和龚全珍永葆本色、一心为民的信仰,也见证了甘家一代代的家风传承。多年来,甘祖昌和龚全珍的一言一行始终教育着儿女们。在他们的影响下,儿孙们尽管身处平凡岗位上,却个个品行端正、工作敬业。如今,他们有的被推荐为“最美萍乡人”候选对象,有的当上了“三八红旗手”,有的荣膺“全国劳动模范”。
同事和朋友曾送给甘家子女16个字:革命后代,将军传人;淡泊名利,情操高尚。这既是对甘祖昌和龚全珍儿女们的褒奖,更是对这个革命家庭高尚家风的赞扬。